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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

来源:论文帮手 作者: 发布日期:2017-12-09 11:28:01

 摘要

我国“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起源于2012年对上海两大行业的试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自上海的试点以来,“营改增”已在我国大多数行业内进行了推广,增值税制在我国的发展已日渐成熟。然而金融业一直未纳入“营改增”的范围之内,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分支,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组成部分。近年来,承重的税负成为阻碍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原营业税的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重复征税等问题不利于银行业的经营绩效和竞争能力发展。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为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在2016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自此,全面“营改增”的施行,标志着银行业将全面缴纳增值税,也意味着营业税制在我国正式成为了历史。
在全面“营改增”的背景下,本文将探讨新的税制改革对银行业税负、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等财务方面带来的影响。具体来说,从理论分析和各上市银行的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两个方面,从六个具体的项目对银行业的业务进行分类,具体包括:贷款业务、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投资业务、不良贷款、固定资产和业务支出,并以财税36号文件对增值税的各项规定为基础,运用比较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探讨施行新税制后,各上市银行的实际税收负担、盈利能力以及现金流量将如何变化。本文的结论有:对于16家上市银行的整体,以各银行的营业收入为权重,分析得出上市银行整体的税收负担减少了69.12亿,16家上市银行税率变动百分比平均为-0.69%,说明了“营改增”政策的施行的确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上市银行的税收负担;“营改增”全面降低了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在净利润方面,“营改增”对16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净利润的影响数额为-69.12亿,净利润的变动幅度为-1.54%;以每股收益为权数,从十六家上市银行整体来看,每股收益的变化值为-4.22%,变动百分比-2.16%;以每股净资产为权数,十六家上市银行整体的每股净资产变化值为-4.22%,变动百分比为-0.33%;以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为权数,净资产收益率变动值为-0.86%,净资产收益率整体变动幅度为-4.94%。最后,本文还针对增值税的税制改革提出了上市银行应对“营改增”的建议,包括进行税收筹划以合理避税、逐渐转换盈利方式以降低税负以及应进一步明确应税范围的界定等。
关键词:上市银行;“营改增”;财务影响
 
目录
1.绪论 4
1.1研究背景 4
1.2 研究意义 5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5
1.4 研究方法 6
1.5 创新点 7
2.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8
2.1 文献综述 8
2.1.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8
2.1.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10
2.1.3文献评述 13
2.2 理论基础 14
2.2.1 税收中性原则的要求 14
2.2.2 税收效应理论 14
2.2.3最优商品税理论 15
3.原营业税政策及增值税新方案 15
3.1银行业原营业税政策 15
3.2银行业增值税方案 16
3.2.1增值税征税范围 16
3.2.2不征税项目、免税项目和零税项目 18
3.2.3与进项税抵扣相关的规定 19
3.3营业税与增值税的政策对比 19
4.“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分析 20
4.1“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影响 20
4.1.1 与销项税额相关的税负影响 21
4.1.2与进项税额相关的税负影响 26
4.1.3 “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综合影响 30
4.2“营改增”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影响 32
4.2.1对整体利润的影响 32
4.2.2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34
4.2.3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35
5.研究结论及建议 36
5.1研究结论 36
1.“营改增”使上市银行整体税负略降 36
2.“营改增”全面降低了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 36
5.2上市银行应对“营改增”的建议 37
5.2.1 进行税收筹划以合理避税 37
5.2.2逐渐转换盈利方式以降低税负 38
5.2.3应进一步明确应税范围的界定 38
5.3研究不足和展望 39
参考文献 40
致谢 42
 
1.绪论
1.1研究背景
    金融业是我国市场中的主导行业,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优化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而银行业作为金融业的核心领域,同时扮演着市场的信用中介角色,在我国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投资、带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有效作用。我国对金融业的税制改革自分税制以来,从未停止。在分税制下,我国确立了两种税制并存:货物与劳务税和所得税两个税制,同时也开始对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开始征收增值税,营业税方面包括的业务有:其他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此次双税制改革顺应了当时的改革需求,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同时对于促进当时的经济增长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分税制的改革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化以及上市银行的开放式发展,我国银行业税制问题再次成为了焦点,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弊端,比如税率偏高、税基不合理、重复征税的问题、税收优惠不合理等现象,这直接导致了我国银行业的税负相对于其他行业实际上更为偏重,因而在税制上,对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较为不公平。而在国际上,对于银行业流转税的普遍做法是全部免税或者大部分免税,使得在流转税制上,不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这种税制上的劣势形势急切需要得到改善。
    由于营业税存在上述诸多弊端,使得针对营业税值的改革迫在眉睫。我国“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因此呼之欲出,“营改增”在我国的改革之路有三个过程,首先是在上海两大行业进行的试点: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以降低上述两大行业的税收负担。此次税制改革开启了我国“营改增”税制改革之路,并为之后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打好了基础。其次,经过第一阶段改革的成功,将“营改增”的试点扩大到了其他三大行业:广播影视服务业、铁路运输业以及邮政业,并且电信业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但此次的改革试点仍未涉及金融行业。最后一个阶段始于2016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全面实施“营改增”,“从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的税负只减不增”。
   “营改增”税制改革的施行较大地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发展,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对于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全面“营改增”的背景下,鉴于改革的试点范围将扩至金融业。本文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从银行业的六项分类的业务出发,包括贷款业务、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投资业务、不良贷款、固定资产和业务支出,以此来探讨“营改增”对我国上市银行税负和盈利能力两个方面的财务影响。并在最后针对增值税的税制改革提出了上市银行应对“营改增”的建议,包括进行税收筹划以合理避税、逐渐转换盈利方式以降低税负以及应进一步明确应税范围的界定等。
1.2 研究意义
营业税作为过去的主要税种之一,显示出一些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的方面,“营改增”政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施。“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经营发展将产生诸多影响,然而增值税对于金融行业具体影响如何仍不得而知,因而增值税对于银行业的经营发展是否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尚需要加以证明。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从全面“营改增”这一背景出发,通过对上市银行业务的分类,探讨“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财务影响。明晰“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对于上市银行的税负、盈利等的影响,不仅使得“营改增”政策在银行业中的研究更具有前瞻性,深化了对“营改增”这一政策的研究,因而对于“营改增”在银行业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在全面“营改增”的背景下,本文以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将上市银行的业务分为六类:贷款业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投资业务、不良贷款、固定资产和业务支出,以探讨“营改增”带来的税收政策变化对我国上市银行业财务方面的影响,并以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即“营改增”的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上市银行的税负和盈利能力。通过这一研究,有利于银行业根据新税制改革对自身经营发展的影响做出相应的税收筹划等应对措施,对于完善银行业的纳税调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本文共六章: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本文在结构上的安排和研究内容,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梳理了国外与增值税相关的、国内与“营改增”相关的文献,以及与增值税相关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原营业税政策和增值税新方案。梳理了改革前与营业税相关的规定,以及全面“营改增”下与增值税相关的应税项目、免税项目、零税率项目等相关的规定。第四章“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本章主要从理论分析和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两个角度,通过将上市银行的业务分为六类:贷款业务、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投资业务、不良贷款业务、固定资产和业务支出,分析“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和盈利能力两个方面的财务影响。第五章研究结论及建议。从税负、盈利能力两个方面得出了“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相关财务影响的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对于上市银行应对“营改增”的建议等。
 
1.4 研究方法
1.比较法
本文研究“营改增”对与我国上市银行的影响,其中的前提之一就是以营业税时期的税收政策和银行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对比。在本文的第三章,运用比较法对“营改增”前后的营业税政策和增值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对比,本文第四章以此政策对比分析为基础,从银行业六个项目出发,将两种税制的差异应用于每一个项目,得出“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对各具体项目的影响,进而得出结论。因此,比较法应用于本文的大部分章节,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2.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
本文研究增值税对于我国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是从上市银行的六个具体项目出发,分析“营改增”前后两种税制对于六个具体项目带来的差异影响。在对各个具体项目进行分析时,主要基于对各上市银行报表数据的统计分析,因此,数理统计的方法是本文能够从具体项目开始深入研究的基础,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方法。
3.规范分析的方法
     规范分析的方法作为研究方法的一种,它要回答的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本文的第三章,本文采用规范的分析方法分析了银行业原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具体税收政策,以及对两者差别的分析。而在第四章,通过对第三张的分析,本章从税负和盈利能力两个方面具体回答了“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是什么。因此,规范分析的方法是本文基本的理论方法。
1.5 创新点
本文可能涉及的创新点主要以下两个方面:
1.在研究对象上,本文选取了我国上市的16家上市银行,研究对象较为全面,改变了以往研究对象不全面和研究结论不具有代表性的缺陷。
2.在研究视角上,与以往文献的研究不同,本文是从上市银行的六大具体项目为出发点,研究“营改增”对银行业各项具体分类业务的财务影响,进而分析“营改增”对上市银行整体的财务影响。因而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更为深入和具体。
2.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世界各国对于银行业增值税的税收政策和征收制度各有差异,但国外银行业对于增值税均有很大部分程度的免税,税收优惠比重很大,且只有在少数领域和个别业务中存在对增值税的征收现象,因此国外对于银行业征收增值税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局限于理论研究。
1.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的优越性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相对于营业税,增值税是一种更加优越的税制,且相对于其他税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John Kay和Mervyn King(1979)认为,增值税在促进建账的同时,对于逃避税收现象也有一定的遏制作用,因而兼顾了效率的同时也实现了公平。但实行增值税也有缺陷,那就是征收成本和管理成本较大。Joseph A Pechman(1987)通过研究认为,重复征税这一现象在实行其他税收政策时经常会出现,而增值税则可以有效地消除这种弊端。Burgess.R 和 N.Setni(1993)研究认为,由于对增值税的征收是以增值额为基础的,而且在价格层面上,生产者和其他生产过程使用者是相同的,因此相对于其他税种,增值税更具有税收中性的特点,在税收效率上更具有优势。Alan Buckett(1990)研究认为,增值税具备一种其他任何税种所不具备的特征: “自我执行”的优点,而这种“自我执行”的优点基于的原理是:一个纳税人应纳的销项税额对应着另一个纳税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此外,除了税制上的优越性,国外学者普遍认为,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还更加适用于金融业。Alan J.Auerbach &Roger H.Gordon(2002)通过对增值税基本定义的阐述分析,认为对金融保险业征收增值税与对生产型企业征收增值税并无实质差异,因此得出了增值税同样也适用于金融保险业的结论。Richard M.Bird和Pierre-Pascal Gendron(2007)认为,即使增值税被认为优于其他任何税种,但也不可能适用于一个国家面临的所有财政问题,即增值税也不是完美的税制,仍然有许多缺陷。但是,增值税确实最合适的税种,前提是对“消费”征税的比例较大,而这已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证明了。Michael Keen和 Ben Lockwood(2010)研究认为,增值税的引进会明显地改变一个地区或行业的财政水平,同时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征收增值税可以较为显著地改善现有税制。Patrick Honohan(2003)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论证,认为征收增值税对金融部门的税收有不可预期的巨大负面影响,对资本利得征收重税是不明智的,相对于对金融交易征收重税,对金融服务征收增值税会更好。
2.对于金融业是否征收增值税的研究
一部分学者通过研究认为,由于金融服务自身的特殊性质,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是不恰当的,因此不应当对金融服务业征收增值税。Grubert和Mackie(1999)认为不应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并认为消费者为获得金融服务而支出的成本费用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属于消费中的过渡产品,并不是最终的消费品,若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会对消费造成一定的扭曲。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或有很大程度的免税。Chia和Walley(1999)同样认为不应对金融行业征税,因为金融服务只改变消费者不同阶段的消费预算,而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已经缴纳了相应的增值税。James Mackie和Harry Grubert(2000)认为,对金融服务征收增值税只会扭曲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并加重其税负。因为金融服务的一大功能是便利实物消费,让消费更为流畅,使得消费者可以转移自己的资源。但与实物消费的是,金融服务不会产生实际的效用,所以理论上认为,不应对金融服务课税。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的是,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是适当的。William Jack(2000)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应当对金融服务征税,因为与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金融服务也消耗了资源,能够创造增加值。但他也同时认为应按金融服务的收费模式区别征税,具体来说,对固定收费的金融服务征税,而不对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征税。Alan J.Auerbach &Roger H.Gordon(2002)将购买商品的耗费作为一个变量引入跨期预算公式,得出本期商品和服务的所有价值就是投入资源总价值的结论,而且增值税的税基已经包括了这些资源,故对于金融服务应当征收增值税。
3.对增值税征收方式的研究
Ellen • A • Tate(1992)认为,应对增值税的所有链条进行征税,即应包括产品流通的所有环节,否则会因为增值税的链条不完整而出现套取税收的情况,进而导致税负不公平。Edwards&Merrill(1996)、Poddar&English(1997)提出了增值税的现金流量法,即将金融服务按照现金流向分为现金流出和现金流入,金融企业收取的产品服务收入为现金流入,对其征收增值税销项税额,企业外购产品和服务支付的费用为现金流出,在计算增值税时可以抵扣相应税款。Rousslang(2002)和Alan J.Auerbach &Roger H.Gordon(2002)认为,进入金融部门的资源应与投入其他部门的资源适应相同的税率。
4.小结
    通过以上对国外文献的综述,可以看出相对于其他税制,由于其具有独特的“自我执行”能力和税收中性特性,国外学者对于增值税是偏有独钟的。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虽然增值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对于银行业征收增值税仍然是更为恰当的选择;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提出,金融服务并非是最终消费品,而只是过渡产品,不宜征收增值税,这也是目前国外对增值税部分或全部免税的原因所在。但大部分学者就增值税仍然达成了一致的观点:就长远来看,对金融行业不宜征收增值税。
2.1.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对于我国银行业“营改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营改增”对商业银行以外其他行业的影响研究;第二,商业银行对于“营改增”的对策研究;第三,关于银行业增值税征收模式的研究。
1.“营改增”对其他行业的影响研究
在国内文献中,关于“营改增”对其他行业的影响研究较多,且主要涉及两大行业: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比较一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于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减轻了其税收负担,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如何则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认为“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部分则认为“营改增”使得交通运输业净资产收益率增加,从而带来了公司绩效的优化。其次,关于“营改增”对物流业的影响,观点则基本一致,普遍认为由于增值税税负的增加,使得物流业整体税负上升,并且物流业的经营绩效有所下降,而这是由于“营改增”降低了每股收益的缘故。最后,以我国所有企业作为整体来看,“营改增”减轻了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柯鑫(2015)从税负和业绩两个方面研究了“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产生的影响,其中税负为营业税和增值税两者之和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业绩以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减轻了交通运输业的税收负担,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的绩效水平没有明显的影响。蒋明琳、舒辉和林晓伟(2015)从两个方面的指标对交通运输业进行实证分析:指标一是“营改增”试点前后税负的变化对交通运输业净利润的边际影响,指标二是“营改增”试点前后税负的变化对交通运输业息税前净利润的弹性,研究结果显示“营改增”并不显著影响交通运输业的财务绩效,但却可以间接影响交通运输业的财务绩效:通过促进管理创新的方式。王珊(2014)从两个方面探究了“营改增”政策与交通运输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营改增”政策和公司绩效。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使得交通运输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增加,即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公司绩效。
在物流业方面,王金男(2014)从理论方面和实证检验两个角度分析了“营改增”对所有已上市物流业公司税负和绩效两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直接提高了物流业的增值税税负,导致“营改增”后物流业的税负整体上升了,每股收益的下降也证实了这一点;在绩效方面,“营改增”导致物流业实际绩效的提高。
杨敏(2014)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研究了“营改增”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绩效:“营改增”前后税负的变动、“营改增”带来的抵扣效应(包括生产成本抵扣效应和固定资产抵扣效应)以及“营改增”前后税率的变动。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总体上看,“营改增”降低了我国上市企业的税负,并提高了上市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从不同行业看,对于服务业,“营改增”降低了服务业的整体税负,同时也提高了服务业的财务绩效水平,对于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加大了交通运输业的税收负担,并降低了交通运输业的财务绩效水平。其次,“营改增”带来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率与企业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即抵扣率越高越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且上述结果是由于生产成本的抵扣效应导致的,而与固定资产抵扣效应无关。最后,由于税率的提高,“营改增”降低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且税率提高幅度越大,财务绩效水平降低越多。
此外,除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外,在建筑业方面,郭治财(2014)以20家已上市的建筑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营业利润、净利润、ROE、EPS 等财务指标,通过分析上述指标在“营改增”前后的变化,研究发现“营改增”明显降低了建筑企业的税负,并显著提高了建筑企业的净利润水平,从而提高了建筑企业的经营绩效。
2.“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目前关于“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大多数是从税负和经营绩效两个方面进行开展的,且大多数研究认为“营改增”对于商业银行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营改增”不仅会降低商业银行的税负,也会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郑蕾、彭春晖、许唯一、王丽娜和吴晓忠(2015)通过研究表明,“营改增”的实施会导致银行业的税负水平和盈利能力的改变。一方面,会导致流转税税负的上升、所得税税负的下降,在两者共同的作用下,银行业的总体税负保持基本平衡;另一方面,导致银行业的营业利润下降、各项配套成本上升,在二者共同的作用下总体的盈利能力有所降低。并因此认为“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经营、风险等是一种挑战,建议银行业应对经营策略进行重新定位。中国人民银行葫芦岛市中心支行、辽阳银行葫芦岛分行联合课题组(2015)认为,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的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及城建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营业税,增值税税率确实提高了0.4%。与此同时,由于增值额的准确计算十分困难,可能会导致运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盈利结构的变化。并提出建议:商业银行应调整会计处理,并对自身的业务流程予以完善。
张婷婷(2015)以我国2007年—2013年上市银行的财务报告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营业税实际税率、所得税实际税率与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每股收益等指标来研究“营改增”对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营业税税率和所得税税率与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呈负相关关系,即营业税税率和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而营业收入和营业支出则与每股收益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营业收入增加会间接导致营业支出增 加,二者共同作用下影响每股收益。并建议银行业应研究税种变化对自身经营的影响,同时完善税务内控系统,确保“营改增”顺利进行。张宗勇(2006)选取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十家股份制银行1996年—2003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商业银行的税负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税负与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可以通过降低商业银行的税负来实现,上述研究间接地说明了“营改增”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关于对银行业增值税征收模式的研究
目前关于对银行业增值税征收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应对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等予以确认,其次,应明确增值税的进项税额的抵扣方式,最后是关于如何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进行分类以便于征税的进行。
杜莉、张苏予(2009)对征税模式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应税项目、免税项目以及进项税额的抵扣方式。首先,在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方面,应列为应税项目的业务有融资租赁、金融经纪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应列为免税项目的业务有贷款业务、外汇转贷业务、金融商品转让和保险业务。其次,在进项税额抵扣方法方面,他们认为被列为应税项目的业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被列为免税项目的业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则不可抵扣,而对于未能划分是属于应税项目还是免税项目的业务产生的进项税额,则可以按照其营业收入在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之间进行分摊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杨默如(2010)通过研究认为,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与其他行业之间并无实质差异,只是在税率上金融行业应适当降低;同时他还认为,应对金融行业全面征收增值税,对于具体的业务是属于征税范围还是免税范围等应视具体所分的项目情况而定。
省正英(2012)同样认为首先应对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予以确认,并认为应将三类业务作为应税项目处理:融资租赁、金融经纪业务以及其他金融业务,将四类业务作为免税项目处理:一般贷款业务、金融商品转让、外汇转贷业务和保险业务;而对于进项税额的抵扣方式,他认为应以是否出口为标准将进项税额的抵扣额予以进项归属处理。侯珏(2002)通过借鉴世界各国对增值税的征收模式,认为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应当两种方式并举:有选择性的征收和单独征收,应税项目包括所有与增值税链条联系紧密的业务,如贷款业务和融资租赁业务等;而对其他业务可以选择性的征收,如保险业务和存款利息等,此外,对于金融行业的出口业务应实行零税率,此举是为了促进出口业务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营改增”课题组(2014)在充分考虑税收中性原则、兼顾适应性和税负平稳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税率的测算,认为对金融行业征收增值税的最优税率为6%,且认为这一税率更易于被各方接受,另外按利差征税的一般计税法也是较优方案。
与多数学者相似,顾鹰娟、魏呈呈(2012)从税收的三个角度提出增值税的征收模式。首先在明确应税项目方面,他们认为可以将一般存贷款业务、融资租赁、金融经纪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列为应税项目,在免税项目方面,他们认为可以将外汇转贷业务、金融商品转让和保险业务列为免税项目;其次,在明确税率方面,他们建议短期内对存贷款利差征收11%或13%的增值税,对显性收费的金融业务相应课征17%或11%的增值税,而对其他隐性收费的金融业务免税。同时也认为对金融行业的出口业务应实行零税率,以促进出口业务的发展。最后,在进项税额的抵扣方法方面,他们认为可以以是否出口为标准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李瑞波(2014)对银行收入支出的具体构成如何征税进行一一分析,在利息净收入方面,以简化处理的方式对贷款利息净收入征税,而对其他利息净收入则予以免税处理;在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方面,则认为不予以在税法上确认;对于实物贵金属销售收入,符合增值税的一般原理,且现今也是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进行征税,仍应对其进行征税;而对于其他业务收入和营业外收入,则不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畴之内。
2.1.3文献评述
通过回顾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营改增”的相关文献,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1.国外学者针对银行业“营改增”相关的文献多局限于理论研究,且大多仅仅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值税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相比于营业税,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是更适当的;二是认为与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金融服务本身也消耗了资源,能够创造增加值,从这个角度看,需对其征税;三是普遍认为应对商品的所有环节征税。对于施行“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影响则较少有涉及。
2.国内对于银行业“营改增”的研究既涉及理论研究也涉及实务研究,在理论方面,大部分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基本一致:由于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的优越性,以及出于减轻银行业税负等的考虑,应当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同时在对增值税的征税方式上,多数学者均提出了各自的税制改革方案。尽管对改革方案的研究较多,但关于“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影响分析基本局限于对税负方面的影响研究。本文则试图从财务的角度分析“营改增”给银行业带来的影响,对于当前税负方面的影响研究进行扩充。
3.国内学者对于“营改增”如何影响银行业财务状况的研究,由于都是在金融业“营改增”试点之前的,因此针对“营改增”对银行业的财务影响研究尚不完整且具有不确定性,对我国银行业目前不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本文则是在金融业“营改增”试点方案出台之后探讨给银行业带来的财务影响,更具有前瞻性,以更进一步丰富与“营改增”相关的研究。
2.2 理论基础
2.2.1 税收中性原则的要求
税收中性原则是市场经济征税时所考虑的一个基本原则之一。它的思想来源于亚当斯密,后经马歇尔正式提出。中性原则强调在对经济主体进行征税时要尽量减少经济主体纳税的超额负担,税收政策被认为是中性的条件是:税收政策不会因为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变化而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它的外延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效率原则。顾名思义,要保证税收的征税效率,降低税负的同时,尽量不能损害经济的发展;第二,普遍原则。要求对所有的经济活动按统一税率普遍进行征税。具体到增值税上来说,就是对一国或区域所有的行业施行统一的征税制度,在税率上要达到统一,而不能出现税负上的差异,从而导致税负上的不公平现象。
从对我国银行业征收增值税的角度看,首先,增值税的本质内涵是要对世界上所有商品和服务进行征税,如果对某些行业进行征收,而对另一些行业不征收就违背了增值税的立法精神。其次,对增值税选择性的征收也会扭曲市场中的经济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不完整导致的,一是银行业对其他行业的投入中包含的税收无法抵扣,二是银行业自身开展金融活动所消耗的资源产生的进项税额也无法抵扣。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无法持续,使某些企业处于避税的目的而合并重组,从而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综上所述,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而放弃征收营业税是对税收中性理论的一种秉承,“营改增”符合这一税收理论。
2.2.2 税收效应理论
在市场经济中,增值税的效应理论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增值税的福利效应、增值税的贸易效应和“营改增”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
首先,增值税福利效应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值税负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影响。目前普遍的理论认为,增值税对于避免重复征税、降低市场经济效率低下问题有较大的帮助,同时还不会出现扭曲经济的情况。增值税能够在保证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条件下满足政府财政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增值税作为国家主要的税种。与此同时,从总体上来说,施行“营改增”正符合这一税收原则,因而进行“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际的市场经济上是正确的选择。
其次,在增值税的贸易效应理论方面,认为增值税是因为符合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缘故,才导致增值税能够迅速为世界各国纷纷采用作为主要税种之一。上述理论认为,相对于其他税种,增值税能够较好的避免重复征税的问题,并因此促进贸易企业的发展。同时增值税还能保持贸易的中性,更使得增值税备受青睐。此外,Grossman (1980)从理论上对营业税和增值税进行分析认为,怎增值税能够呈现税种中性的特征,因而不会扭曲贸易,而营业税则会对贸易产生扭曲作用。
最后,“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将对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从现实角度来看,“营改增”及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服务业相关企业的税负,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考虑到服务业能够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因此“营改增”能够解决我国目前多余劳动力的问题。“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能够降低企业的税负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同时 “营改增”的税制改革还能使得要素更多的流向服务业。因此综上所述,“营改增”的税制改革不仅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
2.2.3最优商品税理论
最优商品税理论起源于著名经济学家拉姆齐的研究,他主要研究设置一种经济有效并合理的商品税系,这种商品税系不但能达到对经济运行效率的损失最小化,而且可以使纳税人实现福利最大化。基于拉姆齐的理论研究,鲍莫尔及布兰经过严密的数据模型推导,得出了税收理论界著名的“拉姆齐法则”,设计税收制度时,为了降低税收对经济效率的扭曲,每种商品的征税率需要与其价格弹性形成反比关系。因为一种商品的弹性越大,在对其课税会造成价格的越大幅度上升,损失更多的效率和福利。因此,“拉姆齐法则”的理论结果是商品课税税率需根据其价格弹性设置,弹性小的实施高税率,弹性高的对应了低税率,才会造成总体效率最大化。米尔利斯等人考虑到商品税的纳税主体存在富人和穷人的差异,对一些弹性较低的生活必需品以较高税率课税,将导致相对于富人,穷人将承担更重的税负,而这与税收的公平原则相悖。因此在考虑税收公平的情况下,将拉姆齐法做了进一步发展,对于奢侈品应实行高税率,而对于生活必需品则应实行低税率,并且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因素并考虑获取信息的成本问题,政府部门需要课征其他税收以保证经济效率,同时征管能力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3.原营业税政策及增值税新方案
在本章,将梳理我国“营改增”前后的营业税政策和增值税政策,其中第一节将从计税依据和免税政策两个方面阐述银行业原营业税政策;第二节将从三个方面队“营改增”下新税收政策进行梳理:第一是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第二是不征税项目、免税项目和零税率项目,第三是与进项税抵扣相关的规定;第三节则对上述两方面的政策进行大致的对比进行区分,为下一章对上市银行财务影响的分析做铺垫。
3.1银行业原营业税政策
在全面“营改增”之前,金融行业属于营业税的应税范围之内,并按5%的税率纳税,银行业属于金融行业范畴,因此也应缴纳营业税。在原营业税政策下,将银行业的包括贷款、融资租赁、金融商品买卖、中间业务(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在内的金融服务均纳入了应税范围之内。银行业务品种繁多,对于上述五类业务下的课税依据和其他业务的免税政策见下表3-1和表3-2。
从表3-1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不同的银行业务的课税依据是不同的。其中对一般贷款业务课税依据是利息收入全额,没抵扣存款成本支出,面临较重的重复征税;其他业务的课税基础相对合理,重复征税的程度较低。除上述课税依据外,银行业还需要缴纳相应的附加税,如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等。
除了针对上述各业务征收营业税的政策外,还有针对银行业的一些免税政策,具体关于银行业免征营业税的政策如下表3-2所示。
从上表3-2可以看出,营业税政策下对于银行业的免税项目有三类: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国家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以及金融企业联行、金融企业与人民银行及同业之间的往来。其中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的业务实行“先征后返”的政策,是出于对国家政策性银行特殊性的考虑,这对于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公益”功能起了一定作用。
3.2银行业增值税方案
3.2.1增值税征税范围
    全面“营改增”下增值税的政策来源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财税[2016]36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下文将简称为36号文),36号文中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将银行业纳入增值税的应税范畴,并不再征收营业税。在税率上,对银行业征收的增值税税率为6%,较营业税提升了1%;同时计税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营业税下的对营业收入全额征收,到增值税下的差额征收。对银行业征税的金融服务主要有四类业务: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具体关于银行业各业务征税范围的规定如下表3-3所示。
    同时,对于上述业务的计税依据36号文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在销售额方面,以相应的收入和收取的费用为计税基础。其中,贷款服务以部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为销售额,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以直接收取的费用为销售额,金融商品转让收入以卖出价与买入价的差额作为销售额,具体关于各业务销售额的规定如下表3-4所示。
3.2.2不征税项目、免税项目和零税项目
在不征税方面,36号文将存款利息收入、被保险人获得的保险赔付两项与金融服务有关的收入作为不征收增值税的项目。
在免税方面,36号文对利息收入、债务清偿、金融商品转让收入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四类业务予以免税处理,具体关于增值税的免税政策如下表3-5所示。
在零税率政策方面,36号文将下面两类业务作为零税率处理:境外单位之间的货币资金融通;其他金融业务提供的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前提条件是上述金融服务不得与境内的货物、无形资产和不动产相关。
3.2.3与进项税抵扣相关的规定
 36号文中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规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贷款利息支出进项税额抵扣的处理,二是关于银行业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的处理。
    在贷款利息支出方面,对于纳税人购进贷款服务的进项税额36号文规定不予抵扣,同时,与购进贷款服务相关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36号文同样规定其产生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
在新增不动产方面,新增不动产包括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和抵债等各种形式,但不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以及融资租金取得的不动产。对于纳税人在全面“营改增”之后取得不动产或在建工程的,不动产产生的进项税额自取得之日起分2年进行抵扣,其中第一年的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的抵扣比例为40%。
3.3营业税与增值税的政策对比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上市银行各业务的征税范围、计税依据和税收优惠政策等都发生了变化。在征税项目上,原营业税包括五类业务:一般贷款业务、外汇转贷业务、融资租赁业务、金融商品买卖业务以及中间业务(金融经纪业务及其他金融业务),增值税制度下的应税项目包括四类业务: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以及金融商品转让。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增值税下新增了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而且这与营业税下的中间业务有重叠交叉之处;同时将原营业税下的中间业务拆分出了保险业务。在免税方面,两种税制同样有差异,营业税方面,免税项目有三类: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贷款业务、国家政策性银行的业务以及金融企业联行、金融企业与人民银行及同业之间的往来;在增值税方面,免税项目有四类: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债务清偿、金融商品转让收入以及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在增值税下,新增了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和债务清偿的免税政策。此外,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差异还表现为营业税不涉及增值税独有的进项税抵扣问题。在第四章本文将针对银行业的六个具体项目从纳税范围、计税依据和优惠政策三个方面分别具体的说明两种税制的差异。
4.“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分析
在现有的文献中,研究“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税负、盈利和经营绩效方面。而研究财务影响方面的文献甚少,对于财务影响的界定,张婷婷(2015)探讨的财务方面有两个方面:税收负担和营业收支,沈丽君(2014)研究的财务影响主要为“营改增”对银行业营业收支、利润等的影响。本文在综合考虑文献对于财务影响的界定的情况下,同时由于本文中的盈利能力影响分析涵盖了营业收支、利润等方面,因此,本文的财务影响界定为税收负担和盈利能力两个方面。
本章从理论分析和报表数据统计测算分析“营改增”对上市银行财务方面的影响。从理论上对比分析“营改增”前后我国上市银行各业务方面的政策情况,探讨“营改增”对银行业的税收负担产生的影响,并以税负的改变为基点,分析对上市银行盈利能力产生的影响;同时,采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的方法,从贷款业务、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投资业务、不良贷款、固定资产、业务支出六个方面出发,针对“营改增”对银行业税收负担的影响进行测算分析,并通过对税负影响的结果分析对利润等盈利能力的影响。
具体来说,以2015年16家上市银行的年报数据为基础,在2016年增值税新政策的条件下,通过对上市银行业务分类处理的方法,将上市银行的业务分为六类,并分别与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相关联,对各分类业务下逐一分析测算,得出2015年各上市银行若采用新政策,年报中应列示的增值税,并最终合并各业务分类下的应列示的增值税,得出应列式的总的增值税。并以此来对比2015年各上市银行报表中实际列示的营业税,从而得知“营改增”后对我国上市银行流转税负的影响。并以分析得出的税负影响为基础,探讨“营改增”对上市银行利润等盈利能力方面的影响,本章就是从以上税负和盈利能力两个角度,通过业务分类处理和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两种方法,来分析新增值税政策下,“营改增”对我国上市银行的财务影响。
为使选择的数据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本文选取的数据取自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15年度的年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以上所有的数据来源均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及各银行公开发布的2015年度年报信息。
4.1“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影响
本节从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两个方面,对“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影响进行分析。其中,第一小节从贷款业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和投资业务三个方面对增值税的销项税进行分析,在增值税新政策的条件下,得出上市银行2015年年报中应列示的增值税销项税额;第二小节从不良贷款业务、固定资产和业务支出三个方面对增值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进行分析,在增值税新政策的条件下,得出上市银行2015年年报中应列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第三小节则对前两小节进行综合,得出上市银行2015年年报中应列示的增值税额,并以此值与报表中实际列示的营业税额进行对比,计算得出“营改增”上市银行税负的变动,即得出“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影响。
4.1.1与销项税额相关的税负影响
1. 贷款业务对税负的影响
在贷款业务方面,下面以“营改增”前后与贷款业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比为基础,通过对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在施行增值税新政策的情况下上市银行贷款业务应缴纳的销项税额,并与贷款业务原缴纳的营业税对比,从而得知“营改增”政策下对贷款业务应缴纳税负的影响。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实施“营改增”前后,上市银行与贷款业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发生了诸多变化,其中与营业税和增值税相关的税收政策变化包括纳税范围、计税依据和优惠政策三个方面,具体如表4-1所示。
通过对税收政策方面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的实施将导致银行业贷款业务税负的增加,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贷款利息的支出产生的进项税额不可抵扣,因此在对贷款业务以利息收入全额征收的情况下,将使得税负提高;其次,增值税的应税范围较之前的营业税更为广泛,营业税下的免税项目如拆借业务、买入返售业务等均纳入了增值税的应税范围内。因此,综上分析,对税收政策的理论分析表明“营改增”后贷款业务的税负将会上升。
其次,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依据方面,以与贷款相关的利息收入为基础计算营业税和增值税。其中,对于增值税,以客户贷款及垫款利息收入(扣除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应收未收利息)和买入返售款项利息收入的合计数作为计算增值税的税基;对于营业税,以上市银行报表中的净利息收入对应的营业税为准。对于贷款业务的税负变化测算具体如下表4-2所示。
注:①“客户贷款及垫款利息收入”扣除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应收未收利息,为方便计算,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应收未收利息以相应的逾期贷款和平均收益率计算;②买入返售款项利息收入直接取于报表,其中“/”表示报表中没有单独列出此项金额,实际包含在其他贷款服务的利息收入中;③贷款服务利息收入合计:为①与②的合计数;④销项税=③/(1+6%)*6%;进项税=已发行债务证券利息支出*6%,其中,已发行债务证券利息支出取于报表,因为贷款利息支出不能抵扣,进项税抵扣只包括发行债券利息支出对应的可抵扣额;⑤净利息收入对应的营业税=净利息收入*6%,其中净利息收入来源于报表。⑥变动百分比=(增值税-营业税)/营业税(下同,后文不再重述);⑦2016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余额总额在1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贷款免征增值税,由于银行未披露此类贷款占比,此次计算均纳入应纳税额。
最后,在数据分析方面,通过对上述表4-2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贷款业务方面,新改征的增值税较原营业税都有了较大的变动,银行业税负明显加重。在增值税新政策下,我国上市银行税负共增加447.73亿,平均引起上市银行贷款业务的税负上涨29.24%。可见“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贷款业务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贷款业务的增加将导致税负的加重。其中,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与其他银行不同,“营改增”税制改革下,其税负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其他银行,上述两家银行发行债券的比重相对较大,产生了较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效果,因而使得增值税明显小于其他银行。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七家银行应考虑适当降低贷款业务的比重,同时应适当增加债券业务带来的增值税抵扣效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相对于原营业税政策,增值税的新政策对于上市银行的传统的贷款业务并不鼓励,更深层次地说,鼓励上市银行转换盈利方式。
2.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对税收的影响
    在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方面,下面以“营改增”前后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比为基础,通过对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在施行增值税新政策的情况下,上市银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应缴纳的销项税额,通过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原缴纳的营业税对比,从而可以得知“营改增”政策下对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应缴纳税负的影响。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财税36号文对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有诸多规定。第一,对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的释义,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是指为货币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并且收取费用的业务活动。第二,在税基方面的规定,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以提供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收取的各类费用作为计税依据,其中的费用主要有手续费、佣金、酬金、管理费、服务费、经手费、开户费、过户费、结算费、转托管费等。第三,在进项税额的抵扣方面,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主要是与贷款服务直接相关的费用,如手续费和咨询费等,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主要是与贷款服务不直接相关的各类手续费或类手续费性质的费用。
实施“营改增”后,与银行业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包括纳税范围和计税依据,具体相关的税收政策变化如下表4-3所示。
其次,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依据方面,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差额作为增值税的计税依据,营业税则以年报中列示的营业税与手续费及佣金相关的部分为准,通过计算上述两者税负的差额,进而可以分析得出施行“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所缴纳的税收的影响。
最后,在数据分析方面,通过对下表4-4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十六家上市银行与手续费及佣金相关的税负的测算表明,在“营改增”新税收政策下,各上市银行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应缴纳的税负都增加了,且税负变动百分比幅度均为13.21%。可见,“营改增”对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有较大的负面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与上一部分的贷款业务相似,增值税新政策同样对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并不鼓励,即鼓励上市银行逐渐转移业务重心,因为传统的盈利方式将受到较大的压力。上市银行应秉承和贷款业务相似的做法,降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的业务比重。具体与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相关的税负变化如下表4-4所示。
注:①其中,计算增值税时,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含税的收入,因此在计算时剔除了含税部分,而营业税的计算不做剔除处理;②原营业税中除贷款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其他以赚取手续费为目的的业务都归类到了“其他金融业务”中,应税额为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③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计算均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基础;④上述表中的数据①和②均直接取自于报表。
3.投资业务对税负的影响
在投资业务方面,下面以“营改增”前后与投资业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比为基础,通过对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在施行增值税新政策的情况下,上市银行投资业务应缴纳的销项税额,通过与投资业务原缴纳的营业税对比,从而可以得知“营改增”政策下对投资业务应缴纳税负的影响。
首先,在税收政策方面,财税36号文对与投资业务相关的税收政策有诸多规定。在释义方面,由于投资业务的分类对应上市银行具体的业务为金融商品转让业务,因而投资业务是以金融商品转让业务为基础衡量的。金融商品转让是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在计税基础和进项税额的抵扣方面,若金融商品转让业务的盈亏相抵后结果是负的差额,则上述负的差额在下一纳税期可以继续予以抵扣,但若在下一纳税期内,按照上述方式相抵后的结果仍然是负的差额,则在下一纳税期不予以抵扣,此规定与营业税税制一致。在其他方面,对于金融商品的买入价的计算方式,可以选择按照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核算,但是选择后36个月内不得变更。尽管增值税的税率较原营业税的税率增加了1%,从本质上来说,对金融产品交易征收增值税的方式与原营业税的征收方式大同小异。
“营改增”后,与上市银行投资业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变化有三个方面:纳税范围、计税依据和优惠政策,具体相关的税收政策变化如下表4-5所示。
其次,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依据方面,以金融商品转让净收入来衡量上市银行的投资业务,并以此来计算上市银行年报中在新税收政策下应列示的增值税额,并与年报中金融商品转让业务原营业税额进行对比。
最后,在数据分析方面,通过对增值税额的计算以及与营业税额的对比分析发现:同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相似,通过对我国十六家上市银行的测算,发现“营改增”后,在投资业务方面,各上市银行的税负都出现了相同幅度的上涨,且均为13.21%。可见,同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相似,投资业务也不构成“营改增”后导致税负变化的因素,新税收政策同样对于投资业务采取不鼓励政策,即鼓励上市银行转换盈利方式。具体的税负变化如下表4-6所示。
注:①金融商品转让净收入=投资净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汇兑净收益(或者减去汇兑净损失),上述三个所加项均来自报表;②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计算均以金融商品转让净收入为基础;③计算增值税时,金融商品转让净收入为含税的收入,应剔除含税部分计算,而计算营业税时则不作此处理。
在新税收制度下,通过对上述贷款业务、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和投资业务税负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使得上市银行销项税额部分(可以把营业税拆为对应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两个部分)均提高了,但并不能表明上市银行的税负增加了。这是由于在降低税负的大政策前提下,增值税的销项税额比原营业税部分有所增加属正常情况,因为相对于营业税,增值税有了抵扣环节,下面将就增值税的抵扣问题进行探讨。
4.1.2与进项税额相关的税负影响
1.不良贷款对税负的影响
在不良贷款方面,下面以“营改增”前后与不良贷款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比为基础,通过对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在施行增值税新政策的情况下,上市银行不良贷款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通过与不良贷款原缴纳的营业税对比,从而可以得知“营改增”政策下对不良贷款可抵扣税负的影响。
首先,在与不良贷款相关的税收政策方面,主要是对不良贷款导致的应收未收利息的纳税期限等予以规定,以及与贷款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具体关于不良贷款税收政策的变化如下表4-7所示。
其次,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的依据方面,以逾期 90天以上贷款的应收未收利息作为计算不良贷款业务进项税额抵扣的基础,然而此部分并不直接计算不良贷款对应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而是以逾期 90天以上贷款的应收未收利息作为第一小节计算贷款利息收入时的抵扣额。因为施行“营改增”后,不良贷款对应的期 90天以上贷款的应收未收利息可以作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处理,因此会降低增值税的税负。
最后,与不良贷款相关的可抵扣额(逾期 90天以上贷款的应收未收利息)具体情况,如下表4-8所示。
注:同表4-2相同,此处的逾期90天以上贷款应收未收利息是以各银行的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贷款业务利息收入对应的平均收益率二者的乘积计算得到的,其中各银行的逾期90天以上贷款均来源于报表。
2.固定资产对税负的影响
在固定资产方面,下面以“营改增”前后与固定资产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比为基础,通过对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在施行增值税新政策的情况下,上市银行固定资产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通过与固定资产原缴纳的增值税对比,从而可以得知“营改增”政策下对不良贷款可抵扣税负的影响。
首先,在与固定资产相关的税收政策方面,在应税范围内,营业税和增值税下二者并无差异,固定资产均属于应税范围之内。在抵扣方面,二者则出现差异,由于增值税制度下,固定资产可以作为进项税额予以抵扣,因此“营改增”后,在固定资产方面,银行业的税负将降低。具体有关不动产进项抵扣变化如下表4-9所示。
其次,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依据方面,为使得数据波动性小且更加规范性,以近三年上市银行新增不动产的加权平均数为基础,来计算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其中对于不动产抵扣的计算依据主要有:
①新增不动产以上市银行年报中相邻年份固定资产的差额计算,主要包括房屋及建筑物、在建工程以及列示在“其他资产”下的抵债资产中的房产和土地。②对上市银行近三年的新增不动产进行加权平均处理,以加权平均值作为计算往后两年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这是出于暂时无法取得16年上市银行新增不动产相关的数据的考虑,以及为了避免由于不同年份数据的波动带来的影响,使得最终的计算结果更平稳准确。③在税率上,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使用的税率为11%,在税率上与房地产行业相同。
最后,在数据分析方面,关于银行业新增固定资产的具体抵扣情况如下表4-10所示。由下表可以看出,在不动产方面,上市银行每年新增的固定资产均可以产生一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尤其以国有银行最为明显,五大国有银行固定资产对应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是其它十一家上市银行的近四倍。因此可以理解为,在新税收政策下,国有银行能更多地享受到进项税额带来的抵扣效应,在固定资产方面,新政策对于国有银行更加有利,而其它上市银行也可通过加大固定资产的比重来降低自身的税负。
注:①新增不动产来源于各上市银行近三年的年报数据,以前后两年固定资产差额计算;②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的计算方式为:为每年平均新增不动产/(1+6%)*6%。
3业务支出对税负的影响
在业务支出方面,下面以“营改增”前后与业务支出相关的税收政策对比为基础,通过对各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在施行增值税新政策的情况下,上市银行业务支出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通过与业务支出原缴纳的营业税对比,从而可以得知“营改增”政策下对业务支出可抵扣税负的影响。
首先,在与业务支出相关的税收政策方面,在施行全面“营改增”之后,对于所有的与业务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包括租赁及物业管理、信息技术服务等业务支出,上市银行可以凭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具体有关业务支出的税收政策变化如下表4-11所示。 
其次,在报表数据统计分析的依据方面,以报表中应付职工薪酬和福利费为基础,来衡量上市银行的业务支出情况,进而可以计算相应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最后,在数据分析方面,与固定资产相似,上市银行与业务支出相关的进项税额抵扣情况以国有银行尤为明显,五家国有银行进项税额为其他上市银行的两倍左右。因此可以理解为,在新税收政策下,国有银行能更多地享受到进项税额带来的抵扣效应,在业务支出方面,新政策对于国有银行更加有利,而其它上市银行也可通过加大业务支出的比重来降低自身的税负。具体关于十六家上市银行业务支出可抵扣的情况如下表4-12所示。
注:①业务支出为业务支出总额扣除业务支出下的职工薪酬和福利费以及相关税费后的净额,其中业务支出总额、应付职工薪酬和福利费等均来自报表中应付职工薪酬的详细信息;②进项税额=业务支出*6%/(1+6%)。
在前两小节中,探讨了在新税收制度下,通过对上述不良贷款、固定资产和业务支出三大业务的分类,分析出上市银行税负两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与原营业税相比,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得涨幅较大,但与此同时,“营改增”也使得上市银行有了较大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部分(可以把营业税拆为对应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两个部分)。在增值税的销项税额比原营业税部分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由于增值税的抵扣效应,反而使得上市银行的税负不增反降,这将在下一小节综合税负中进行探讨。
4.1.3 “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综合影响
在本小节中,以前两小节对税负变化的分析为基础,将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综合考虑并得出上市银行2015年年报中应列式的增值税及附加数额,并与年报中实际列示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相比较,进而可以计算出实际税率的变动,最终可知“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税负的影响。
对“营改增”带来的税负影响的理论分析认为,在新的增值税体系下,银行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包括购进的部分服务、企业客户和金融同业支付的各类手续费或类手续费性质(除与贷款服务直接相关)的费用以及符合规定的不动产等。具体来说,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发行债务证券的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抵扣额、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业务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以及固定资产对应的进项税可抵扣额。另一方面,由于贷款业务中贷款利息支出产生的进项税额不可抵扣,因而在计税基础上相当于对贷款利息收入全额收入,进而对税负产生影响。综合上述两个因素,“营改增”实施之后,银行业整体税负水平有所下降。
以前两小节计算得出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为基础,综合考虑城建税等附加税,进而得出“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金及附加均需要以营业收入为权重进行加权,最终才能得出实际的税率变动,具体的税负变化情况如下表4-13所示。
注:①应税收入为贷款服务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和金融商品转让净收入的合计数;②销项税额是以应税收入为基础计算的,公式为应税收入*6%/(1+6%);③进项税额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发行债务证券的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抵扣额、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业务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以及固定资产对应的进项税可抵扣额;④增值税是销项税和进项税的差额,“增值税金及附加税”是在增值税的基础上加上了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得到的结果,税率分别为7%、3%和2%,因而“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增值税*112%;⑤营业税及附加直接来源于报表;⑥营收是指营业收入,在报表中具体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及其他营业收入等;⑦由于“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及附加均是在营业收入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因而在计算税率变动时,以营业收入为权重来计算,以使得结果更精确。
由于“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金及附加均是相对于营业收入而言的,因此计算税率变动时以“增值税金及附加税”或营业税金及附加与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由上表4-13可知,在税负升降方面,十六家上市银行中,除了农行、中行和招行的实际税率变动为正,其他的上市银行实际税率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税负变动幅度方面,除了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实际税率变动超过了1%,其他的上市银行实际税率变动幅度均在1%以内。在综合层面,以各银行的营业收入为权重,得出上市银行整体的税收负担减少了69.12亿,十六家上市银行税率变动百分比平均为-0.69%,说明了“营改增”政策的施行的确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上市银行的税收负担,这也与政策的导向一致。
4.2“营改增”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影响
对于盈利能力的分析,一般用相应的指标来衡量。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息收益率等,但每股股利为静态的指标,且与税负无直接关系,而净利息收益率不是上市公司衡量盈利能力通用的指标,因此本文在衡量盈利能力时不采用上述两个指标。在直接层面上,“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影响起于税负而终于利润,因而上述指标与“营改增”带来的税负变化无直接必然联系。此外,由于与盈利能力相关的指标均以净利润为起点。因此,在盈利能力指标的选择上,本文从净利润、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以及净资产收益率三个方面来衡量“营改增”对银行业盈利的影响。
在本节中,将以本章第一节对上市银行税负变化的分析为基础,进一步从三个方面探讨“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包括整体的利润水平、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小节,以实际税负的变动为基准,分析“营改增”对上市银行净利润的影响;第二小节,以净利润为基点,探讨“营改增”对上市银行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最后一节,则是综合上述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分析,以净资产收益率为综合指标,以此来衡量“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4.2.1对整体利润的影响
利润是对一个企业一定会计期间内经营成果的衡量,对于分析经营绩效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营改增”的施行影响了银行业的税负,进而影响利润水平,因此分析“营改增”如何影响上市银行的利润水平十分重要。在理论层面上,“营改增”对上市银行利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对经营成本的影响进而影响利润,对经营成本的影响主要是由购进固定资产导致的。在原营业税制度下,对于购进固定资产所产生的进项税额是不允许抵扣的,这部分进项税额被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中,增加了经营成本。而在增值税制度下,对于购进固定资产所产生的进项税额是允许抵扣的,因而固定资产的成本比营业税制度下更低。在分期计算固定资产的折旧时,增值税制度下的折旧显然更低,进而导致增值税制度下的生产成本更低,并最终提高了企业的利润水平。综上分析可知,从经营成本来看,“营改增”提高了银行业的利润水平。
其次是营业收入的变动对利润的影响。由于营业税从属价内税,而增值税从属价外税,因而税制改革后,计算净利润的基础营业收入将有一部分作为价外部分被剔除,而这在营业税范围下仍计入营业额中,因此,营业收入下降,进而导致银行业的利润下降。
最后是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变动对利润产生影响。在原营业税制度下,营业税金及附加是作为扣减项目反映在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越高利润水平越低。但实行“营改增”后,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抵扣项目不存在了,增值税作为价外税,并不会作为抵减项目出现在利润表中。此外,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之和作为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税附加等附加税的计税基础也发生了变化,附加税的变化同样也会影响利润水平。
在报表数据统计方面,以公布年报的16家银行为例,承接表4-13计算得出的“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数据,静态测算结果显示“营改增”后各银行利润水平有升有降,除了宁波银行,净利润的变动幅度均在1%左右。以各银行的净利润为权数,“营改增”对十六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净利润的影响数额为-69.12亿,净利润的变动幅度为-1.54%。可见,虽然“营改增”对十家上市银行净利润的影响各不相同,且相对于税负而言,各银行利润受到的影响均较小。但结果显示“营改增”还是会降低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在目前银行业受困于不良贷款的处境下,此次税制改革对于银行业的发展无疑更加不利,在全面“营改增”的背景下,税制改革的深化依然任重而道远。关于银行业利润水平变动得具体情况如下表4-14所示。
注:①“增值税金及附加税”是在增值税的基础上加上了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得到的结果,税率分别为7%、3%和2%,因而增值税及附加=增值税*112%;②营业税及附加直接来源于报表;③营收是指营业收入,在报表中具体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及其他营业收入等;④由于“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及附加均是在营业收入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因而在计算税率变动时,以营业收入为权重来计算,以使得结果更精确;⑤“营改增”对净利润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增值税金及附加税”-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税率。
4.2.2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是各银行年报中均会披露的两个指标,因而探讨此次税制改革对上述两个指标带来的影响,对分析银行业盈利能力的变化十分重要。由于每股收益的变化可用“营改增对净利润的影响”与股本的比值来衡量,因而每股收益的变动与将利润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每股净资产的变动亦如此。
承接表4-14关于“营改增”对银行业净利润的影响分析,本文以“营改增对净利润的影响”数据为基础,计算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变化,其中,为剔除非常规性因素带来的影响,每股收益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列示(或稀释每股收益,具体以银行的年报为准),招行年报中因未披露每股净资产,故以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的比值列示。关于银行业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变动得具体情况如下表4-15所示。
注:①“营改增”对净利润的影响来自上小节中表格4-15;②股本、原每股收益和原每股净资产直接取自于报表;③每股收益变化值和每股净资产变化值均为“营改增”对净利润的影响与股本的比值;④每股收益变动百分比=每股收益变化值/原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变动百分比=每股净资产变化值/原每股净资产。
由上表4-15可知,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变动趋势与上述净利润相同,但具体的变动百分比不同。以每股收益为权数,从十六家上市银行整体来看,每股收益的变化值为-4.22%,变动百分比-2.16%;以每股净资产为权数,十六家上市银行整体的每股净资产变化值为-4.22%,变动百分比为-0.33%。这与第一小节对净利润的影响相似,进一步表明,此次税制改革与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即虽然“营改增”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市银行的税负,但对上市银行的利润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
4.2.3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由于净资产收益率在公式上可表示为每股收益与每股净资产的比值,因此在探讨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时,无需分别计算各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而可以直接引用上述关于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分析,应用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分析。
在本小节中,以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为基础,将将资产收益率作为衡量上市银行盈利能力的综合指标,并以此来探讨“营改增”对上市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具体有关“营改增”对上市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如下表4-16所示。
由上表4-16可以看出,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不尽相同,除了农行、中行和招行,其余十三家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这与实际税率的正负变动相同,正是由于这三家银行的实际税率变动为正数,导致了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不同于其他银行。说明上市银行以自有资金投资带来的收益降低,换句话说,银行业的自有资本的效率下降了。以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为权数,净资产收益率变动值为-0.86%,净资产收益率整体变动幅度为-4.94%,也进一步表明,此次“营改增”给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带来的是一种负面影响。
由以上对净利润、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以及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在税负上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各上市银行在盈利方面的三类指标整体上均出现负的变动,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和资金效率等均下降。因而,从盈利能力角度看,全面“营改增”对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发展不利,虽然从税负的角度看,流转税的税率将低了,但距离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所提出的“确保所有企业税负下降”的总体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5.研究结论及建议
5.1研究结论
1.“营改增”使上市银行整体税负略降
由本文第四章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营改增”降低了银行业的税负。首先,增值税制度下,进项税额的可抵扣使得银行业的税负降低了。在增值税下,银行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主要包括各类的手续费的支出以及与不动产相关的抵扣等。具体来说,可抵扣的进项税额主要来源于四个部分:发行债务证券的利息支出对应的进项税抵扣额、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业务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以及固定资产对应的进项税可抵扣额。由于上述进项税额的抵扣因素,实施“营改增”后,银行业整体税负水平应有所下降。此外,由于银行业贷款业务的利息支出所产生的进项税额不可抵扣,也会对税负产生影响。
在税负的升降方面,十六家上市银行中,除了农行、中行和招行的实际税率变动为正,其他的上市银行实际税率均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中行、农行和招行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对于应税收入而言,比例是最低的三个,且分别为中行4.86%、农行4.95%和招行的5.02%,这将导致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差异加大,并进而使得税负变动为正。在税负的变动幅度方面,十六家上市银行中,除了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的实际税率变动超过了1%,其他的上市银行实际税率变动幅度均在1%以内。原因主要有:兴业银行和南京银行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对于应税收入而言,比例是最高的两个,且比例分别为7.94%和8.33%;而宁波银行相应的比例为5.64%,除光大银行外,均高于其他银行;因而导致增值税金及附加税和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差异缩小,并进而使得税负变动幅度加大。对于16家上市银行的整体,以各银行的营业收入为权重,得出上市银行整体的税收负担减少了69.12亿,十六家上市银行税率变动百分比平均为-0.69%,说明了“营改增”政策的施行的确从整体上降低了我国上市银行的税收负担,这也与颁布的政策导向是一致的。
2.“营改增”全面降低了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
首先,对于整体利润水平,除了宁波银行,净利润的变动幅度均在1%左右。以各银行的净利润为权数,“营改增”对十六家上市银行的整体净利润的影响数额为-69.12亿,净利润的变动幅度为-1.54%。可见,虽然“营改增”对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的影响各不相同,且相对于税负而言,各银行利润受到的影响均较小,但结果显示“营改增”还是会降低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对上市银行利润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
其次,在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方面,二者的变动趋势与上述净利润相同,但具体的变动百分比不同。以每股收益为权数,从十六家上市银行整体来看,每股收益的变化值为-4.22%,变动百分比-2.16%;以每股净资产为权数,十六家上市银行整体的每股净资产变化值为-4.22%,变动百分比为-0.33%。进一步表明,“营改增”不仅对于静态的利润水平有负面影响,对于上市银行的股市盈利方面同样不利,总之,此次税制改革与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最后,在净资产收益率方面,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不尽相同,除了农行、中行和招行,其余十三家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这与实际税率的正负变动相同,正是由于这三家银行的实际税率变动为正数,导致了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不同于其他银行。说明银行以自有资金投资带来的收益降低,换句话说,银行业的自有资本的效率下降了。以各银行净资产收益率为权数,净资产收益率变动值为-0.86%,净资产收益率整体变动幅度为-4.94%,也进一步表明,此次“营改增”给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带来的是一种负面影响。此次“营改增”对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不会造成太大的冲击,但对于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将是全方位的影响,对银行业的不利影响仍不容小觑。
5.2上市银行应对“营改增”的建议
虽然全面“营改增”已经开始施行,然而增值税税制依然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上市银行应逐渐转换盈利方式,并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金融创新的征税漏洞颇多,相对滞后的税收征管水平等,均使得增值税系统的完善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对于新的税收政策上市银行将面临诸多挑战。
5.2.1进行税收筹划以合理避税
本文第四章的研究虽然表明上市银行整体的税负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限,且仍有部分银行在“营改增”后税负不降反升。因此针对上述情况,上市银行尤其是考虑农行、中行和招行三家税负上升,银行业应针对新的税收制度进行合理的税收筹划以降低税负。上市银行可通过税负转嫁、业务拆分和业务外包等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其中税负转嫁主要是从销项和进项两端对税负进行转嫁,业务拆分和业务外包主要是对银行业的不征税项目和免税项目进行拆分,并将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对应的业务通过外包的方式转嫁到其他企业,以此来降低税负。
第一,在税负转嫁方面。首先,要对税负进行转嫁,应根据不同的客户予以不同处理。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客户,由于其在增值税上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因此税负转嫁相对较难。而对于一般纳税人,由于其进项税额一般可以抵扣,因而相对于原营业税来说,税负一部分转移出去了,客户的税负是下降的,因而相对来说对客户的收费降低了。上市银行可通过协商的方式将原来的含税价更改为不含税价或者提高服务的价格。其次,要对税负进行转嫁,还要根据客户所属的不同行业分类处理。这主要是因为不同行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不同,因而进项税额的抵扣比例各不相同,对于不同客户税负的转嫁程度就不同。故从税率上来说,银行业可加大对税率较高的服务的投入,以更大程度的降低税负。除上述外,银行业还可以根据具体交易的情况决定是否转嫁税负,根据交易双方的地位和市场竞争情况对税负的情况予以评估,还可通过改变信用政策和价格等的方式对税负予以转嫁。
第二,在业务拆分和业务外包方面。其中业务拆分是指对银行业的不征税项目和免税项目进行拆分,由于不同业务适用的税率不同,对业务的拆分可以有助于对不同业务分别核算,使得不同业务的税率、核算情况和税负的转嫁可能性一目了然,从而有助于银行业根据具体业务的分类以合理降低税负。业务外包是指银行业对具体的业务情况进行评估,对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以及难以转嫁税负的业务则外包给其他企业,以降低自身的税收负担。
5.2.2逐渐转换盈利方式以降低税负
首先,在具体的业务层面,上市银行应根据新税收政策适当调整自身各业务的规模和比重,对于税负增加的业务,应降低其比重,对于税负降低的业务,增加其比重,以逐渐转换盈利方式以降低税负。
在贷款业务方面,新改征的增值税较原营业税都有了较大的变动,银行业税负明显加重,可见“营改增”对于银行业的贷款业务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与其他银行不同,“营改增”税制改革下,其税负有所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相对于其他银行,上述两家银行发行债券的比重相对较大,产生了较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效果,因而使得增值税明显小于其他银行,因此,上述两家银行应继续充分利用发行债券带来的抵扣优势。此外,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和华夏银行七家银行应考虑适当降低贷款业务的比重,同时应适当增加债券业务带来的增值税抵扣效应,以降低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带来的冲击。综上所述,相对于原营业税政策,增值税的新政策对于上市银行的传统的贷款业务并不鼓励,更深层次地说,鼓励上市银行转换盈利方式。因此,上市银行应降低贷款业务所占的比重,逐渐转移业务重心,转换盈利模式,及时并适当增加债券的发行,以加大增值税的抵扣效果,进而降低税负。
在固定资产方面,上市银行每年新增的固定资产均可以产生一定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尤其以国有银行最为明显,五大国有银行固定资产对应的可抵扣进项税额是其它十一家上市银行的近四倍。因此除国有银行外的其他上市银行应适当扩大自身的固定资产规模,以利用固定资产带来的抵扣效果,从而降低税收负担。同样在业务支出层面,除国有银行外的其他上市银行也应充分利用业务支出费用因此带来的抵扣效应,进一步降低流转税负的同时,缩小与国有银行税负的差异。
5.2.3应进一步明确应税范围的界定
虽然全面“营改增”如期而至,36号文件中对于新的税制也有相应的规定,但仍有许多地方的规定如应税范围等不够明确。在应税范围方面,有许多与业务相关的界定并未明确,如与贷款服务相关的直接金融服务如何界定,对上述业务的界定不明将导致相关的进项税额抵扣问题不明,因为除与贷款服务相关的直接金融服务外,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对应的业务还有以收取手续费等性质的业务。除与贷款服务相关的直接金融服务界定外,还有金融商品转让业务人如何区别于股权投资转让业务,上述区别的意义在于:后者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范围之内,而前者却需要缴纳增值税,因而二者的区分不明将导致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后者不能享受到免税政策。此外,还有对于托管业务的纳税人问题,具体来说,若托管业务是投资者持有理财产品或者资产证券化,银行是否作为纳税人缴纳税收,这对于纳税主体的规范尤为重要。再如,对于业务的定价问题不够明确,主要有两类:一是金融商品转让的销售额如何确定,是否包含税收部分,二是对于金融商品的买入价的确定,上述两类业务分别对应着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确认问题。最后,对于境外银行总部与其在中国的子公司或分行之间进行的资金往来业务,是否按照银行间的往来业务予以免征增值税处理,以及对于信托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权如何征收增值税的问题等。
除应税范围外,还应完善金融创新在增值税系统中的位置,按金融创新的分类分别制定相应的税率以及征税方法,通过完善与金融创新相关的征管制度,以遏制通过金融创新来逃税避税的行为。最后,还应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下的征管规范和人员培训,由于此次税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于征管水平和征管人员都是一种考验。由于增值税施行专用发票制,因此银行业应做好发票的管理工作,通过培训让征管人员熟悉增值税的发票制和征管规范,建立完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制度和征管操作规范,使得增值税得征管工作顺利进行。
5.3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文的研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银行业的“营改增”是在2016年5月份开始实行,施行时间很短,且在写作时无法及时获取上市银行2016年年报,因此,本文采取了的做法是将2015年的上市银行的报表数据按照增值税政策要求换算出税负等有关数据,并与2015年营业税税负进行比较,以分析“营改增”对商业银行财务的影响,因此,由于数据的局限,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二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6家上市银行,未能将其他众多的未上市银行列入研究范围内,因此,本文的结论的行业代表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本文今后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展开:一是随着银行业“营改增”的持续进行,可以真实地将“营改增”之后真实的报表数据与“营改增”之前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使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加准确;二是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中选取几家有代表性的商业银行,研究“营改增”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财务影响,从而能够全面地分析“营改增”对商业银行的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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